有一个人，生活得很快乐，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使他感到高兴。就是看一棵小草，他也会喜笑颜开。
有一次，他忽然想要弯下腰来看一看他的快乐还在不在。可是，他刚一弯腰，快乐就不见了。“怎么会这样呢？”他自问道，“快乐刚才还在，忽然一下子似乎掉进地缝里去了！”于是他走遍山川河谷，森林和田野，去寻找自己的快乐。人们各种各样的快乐他看到不少，但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快乐。他弯腰曲背，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失去的快乐还是没有找到。这时，他直起身子对自己说：“不找了，丢了就丢了，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要弯腰走一辈子么？”但是很奇怪，当他刚一直起身子，快乐又回到了他身上。
快乐就如光明，只有我们眼睛里永远悬挂着太阳，才能感知光明的存在；快乐又如空气，谁都需要它，可又不知它躲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么？快乐就在我们身边。
心情是什么？心情就是你对待做人的态度。做人最重要的事就是每天都保持好心情。命运可能会因为你的灵机一动而改变。做人的艺术，全在于你的用心体悟。有好心情，即使在黑夜，也能通过闪烁的星光看到生活的光明；没好心情，即使在春天，也看不到世界的姹紫嫣红。有好心情，能把漫天的雪花看成一种美丽的花潮；没好心情，即使站在雨过天晴碧空如洗的天空下也看不到缤纷的彩虹。做人有怎样的心情，就会有怎样的世界。
做人心得：生命短暂，世上没有永恒的侥幸让我们沾沾自喜，也没有永恒的不幸让我们痛不欲生。生命不相信眼泪，生命拒绝永无休止的抱怨，生命在岁月的磨砺中需要的是韧性。生命的韧性源于一种好的心情。心情好的人，才能创造生命的奇迹，正如余华在他《活着》一书中写的那样：活着，就是去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ETF的特点
ETF，英文全称为Exchange Traded Fund，直译为交易所交易基金。上证所在推出上证50ETF时，把ETF的中文名称确定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这个中文名称准确而完整地体现了ETF的内涵和特点：一种跟踪某一指数进行指数化投资的基金，一种开放式基金，在交易所上市交易。
ETF综合了封闭式基金与开放式基金的优点，投资者既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所市场)买卖ETF份额，又可以向基金公司申购或赎回。
ETF的申购是以组合证券(所谓一篮子股票)换取相应的基金份额，赎回则是以基金份额换取相应的组合证券。一般来说，这一组合与该 ETF跟踪的指数的样本股同比例对应。以上证50ETF为例，其对应的就是上证50指数50只样本股按每个股票所占权重同比例配置的证券组合。
ETF的交易
为了创设方便，上证50ETF巧妙地设计了在发售创设期允许用现金和股票认购的方案。用于认购的股票必须是上证50样本股。发售结束后，为了让基金所持有的股票与上证50样本股构成同比例的配置，．基金公司将用投资者交纳的现金买入尚缺少的样本股，卖出在发售认购中投资者所交纳的样本股的多出部分，从而使ETF的持仓实现对上证50指数的完全同比例复制。这个过程叫做基金建仓。
建仓完成后，ETF将申请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其交易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二级市场， ETF本身是一个交易品种，投资者可以对其进行买卖；另一方面，在一级市场，可以进行ETF的申购和赎回，但此时的申购和赎回必须用组合证券(一篮子股票)进行，赎回所得的是相应的一篮子股票而不是现金。当然，你可以把此一篮子股票迅速在股票市场上抛售，获得现金。
在申购和赎回所用的一篮子股票中，也允许包含少量现金，这是因为可能存在某只股票停牌而无法买人，或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某只股票暂时流动性严重不足，无法及时足额买入。此外，当基金所持股票派发红利时，ETF中包含有少量现金。
ETF上市后，将在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连续计算基金份额的净值，即ETF所含股票的即时市场价，并即时公布，上证50ETF每15秒计算并公布一次净值。ETF的交易价格以此净值为基础，从而也与指数的波动几乎保持一致。
ETF的优点
ETF大大扩大了样本股的流动性，扩大了市场容量；ETF提供了一种相当完美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指数化投资是一种"被动式投资管理"，由于指数化投资无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研究上市公司，只需被动地保持与指数样本股比例一致，成本大为降低。
此外，由于ETF只需在交易所调整指数样本股时(上证50指数每半年调整一次)，相应地买入新入选的样本股，卖出被剔除的样本股，由于这种买卖行为很少发生，所以交易成本很代。
上证50ETF的管理费为0．5％，而国内封闭式指数基金为1．25％，开放式指数基金为1．05％，托管费则分别为O．1％、0．25％、0．21％。在税收方面，买卖和申购赎回ETF免印花税，分红免缴所得税。
与封闭式基金相比，ETF由于存在申购赎回的套利机制，不会出现大幅持续折价的现象；与开放式基金相比，ETF在交易所市场买卖和申购赎回，远比开放式基金在银行或证券公司申购赎回方便快捷。ETF透明度更高，像股票一样在交易时间内持续交易，价格和净值即时揭示，而开放式基金只能每日收盘后计算揭示一次基金净值，投资者在提交申购赎回申请时并不知道最终成交价。
ETF对投资者的意义
ETF适合所有的投资者操作。对中小散户来说，ETF帮助他们实现了从前只有大机构才能进行的指数化投资和用组合投资以分散风险。散户只需判断指数的涨跌进而决定买和卖即可，不必再为挑选个股伤透脑筋；一手(100份)ETF按目前的市场价格，不会超过100元，散户用小额资金也可以买到包含了50只50指数样本股的"篮子"，从而实现分散投资降低个股风险的目的。而且通过投资ETF，散户为投资证券市场而付出的佣金、税收费用也得到大幅降低。
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投资ETF也可以大大降低构建证券投资组合的成本，提高资产配置的效率。机构还可以通过用证券组合进行申购赎回，对ETF进行套利操作。
对长期投资者来说，上证50ETF提供了一个成本更低的分享证券市场尤其是蓝筹股收益的工具。
对短线投资者来说，ETF在交易时间内连续计算和揭示基金份额净值和交易价格，且与指数波动一致，只要判断准确，短线投资者很容易把握短线机会。
ETF的套利机制
由于ETF在二级市场交易，受供需关系的影响，会造成ETF市场交易价格与其净值之间产生偏差。此外，ETF收取管理费、付出交易成本以及分派股息红利，也会造成两者间一定的偏差。当这种偏差较大时，投资者就可以利用申购赎回机制进行套利交易。
比如，当上证50ETF的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基金份额净值时，投资者可以买人组合证券，用此组合证券申购ETF基金份额，再将基金份额在二级市场卖出，从而赚取扣除交易成本后的差额。相反，当ETF市场价格低于净值时，投资者可以买入ETF，然后通过一级市场赎回，换取一篮子股票，再在A股市场将股票抛掉，赚取其中的差价。
套利机制给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新的盈利机会，但其最大的作用其实在于，通过套利者的申购赎回交易，消除ETF交易价格与其净值之间的偏差，使ETF交易价始终与指数保持一致。
必须强调的是，由于套利交易需要操作技巧和强大的技术工具，且一两个机构的一次套利交易就消除了套利的机会，因此，对散户而言，套利交易并不合适。上证50ETF上市后的申购赎回的起点是100万份，也决定了中小散户无法参与套利。
可見在資訊流通順暢，以機構投資者為主的成熟市場，要想戰勝指數，取得超額收益越來越不現實。連證券分析之父，巴菲特的老師格雷厄姆都極不情願地得出結論：已經不能再依靠基礎證券分析來獲取超額的投資回報了。既然難於戰勝指數，不如贏得指數，購買ETF基金。
ETF是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的簡稱，是更純粹的指數基金。投資者可以像買賣封閉式基金或者股票一樣，在二級市場買賣ETF份額；又可在一級市場上向基金管理公司申購或贖回基金份額，即用一籃子股票換取基金份額或者以基金份額換回一籃子股票。這樣，ETF幾乎滿倉操作，資金使用效率高，管理成本低。當基金凈值與二級市場交易價格發生偏差，就會引發投資者在兩個市場上的套利交易，套利交易最終會使交易價格回到基金凈值附近。因此ETF表現更接近於標的指數。這樣投資者只要購買ETF，標的指數的漲幅就是投資者的收益率。
香港目前有4隻ETF與香港股票指數表現掛鉤：以恒生指數為標的的盈富基金(2800)、恒生指數上市基金(2833)，以國企股指數為標的的恒生H股指數上市基金(2828)，追蹤紅籌、國企股表現的恒生新華富時中國25指數上市基金(2838)。
港股的估值水準雖然比內地市場低，但要取得暴利是不現實的。即使長期戰勝指數的巴菲特和傳奇基金經理彼得.林奇都認為，大多投資者想取得滿意的回報，就該投資指數基金。所以內地投資者不應對投資港股的收益有幻想，投資于ETF是明智的選擇。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此次金融危机具体的影响程度。尽管这次危机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它只能算是一次小型危机，特别是从其对产量 和就业方面的影响来看。在1931年至1941年10年时间内，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5%，GDP陡然降低。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经受着同样程度的巨大危 机。就目前而言，此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GDP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失业率也仅仅是6%多一点。这两项指标虽然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但无论是从深度和广 度来看都无法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比。
财政部宣布对所有货币市场基金设置保险金额，并对存款进行全额保险，这有可能引发极大的道德风险。
然而此举措的出台 并没有引起市场上各界人士的争议。新出台的银行法案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国会通过救市计划，让财政部长能利用这笔高达7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去购买银行资产 以增强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然而这其中的许多资产由于没有相应的市场，其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也就不具备市场价格。政府希望能够部分地通过拍卖的方 式而为这些资产创造出一个市场，因为这种方式能够让资产获得一个特定的价格。然后政府再根据这个价格最后决定是否购买。笔者希望认为最好先用极少部分的资 金来购买这部分资产，如果经济情况持续恶化，在逐渐追加购买的资金。
一些消费者认为，正是那些金融机构的高层使得公司陷入困境，因此他们对动用救市资金帮助这些金融机构度过难关的想法普遍比较反感。尽管人们无法一一列举 那些导致公司陷入困境的众多高层们，但是由于众多企业都因为公司业务策略制订欠妥以及领导们管理不善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此外，对金融机构高管薪筹的控 制将因外界的救助而成为一纸空文。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采取该项救市策略会让金融机构误以为如果以后投资再次出现问题，仍会有政府为其买单，该种道德风险对那些接受救助的银行所引发的后果目 前令人担忧。但是笔者发现当整个短期信贷体系濒临崩溃的时候，我们对此的担心应该稍微放松一些。不过，今年三月动用290亿美元的巨额资金购买贝尔斯登公 司不得不说是个错误之举。因为这触发着一个道德风险效应，那些在面临困境的金融机构，包括雷曼兄弟在内的其他投行都会认为如果经济情况再继续恶化，一定会 有政府出面挽救。而政府曾明确地表示，外国的中央银行是那些债券的主要大股东，因此完全没有必要给予他们以及其他股东如此全额的保护。
其中一项有问题的条款就是：政府有权收回所资助的银行的股本。早前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让政府扮演类似角色的建议。但笔者认为即便政府不具有对公司股票定价 的投票权，让政府持有私人金融机构的股本这一做法也是很不明智的。在金融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诸如目前的意大利航空公司(alitalia）的倒闭都充分说 明，当政府在私有企业拥有股权的时候，政治利益会大大超过经济利益。在此次救市计划中，如果一些银行大量削减某些政府要员所管辖地区的就业人数，或者向海 外转移就业时，就有可能发生类似的倒闭事件。
如果政府巨资救市计划失败，政府所设置的保险条款以及对银行资产的购买举措可能会使得纳税人承受着数千亿美元资产的损失。尽管新闻媒体曾大肆以头条如 “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等来渲染此种可能性，然而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除非经济下滑并且持续维持大萧条局面，而此种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事实上， 通过有效的拍卖，政府能够对救市资金加以很好的利用，如同在上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中，政府组建了清债信托公司(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处理坏帐，资金没有出现什么损失，并且最终政府能在向私人部门售出资产时获得收益。获得利润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参与不明智，而是表 明对于纳税人的资金会出现损失只不过是一种夸大的说法而已。
暂时性的限制卖空就是政府对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困境进行救助的惯用手段之一，或者称为“枪杀信使”（shoot the messenger）。卖空并不会引发危机，但是会反应出人们对危机将会持续多久的预期理念，政府认为这种预期会掩盖市场上的有用信息，然而为了防止市场 上产生这种理念而出台该项禁令，将会对对冲基金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还会引起其他市场的恐慌。
现今的金融系统基本是大规模地依靠金融衍生产品以及证券化产品，这其中存在一个极大的问题：金融专家在金融系统有可能会引发更大的风险方面欠缺了解，但却 十分清楚个人资产是怎样运作的。这就意味着：在面临多方面的压力时，人们对于极度复杂的金融体系如何运作知之甚少。鉴于这种局限性，很难提出一个长期而有 效的改革方法。不过，以下的这些措施确实能够减轻未来经济发生危机的可能性。
增大资本要求
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在经济危机结束之后，应该增大与银行资产挂钩的资 本，以防止金融体系中出现资产中高杠杆比率的现象，而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内一直存在。必要的时候，美联储可以向投资银行和其他一些货币基金组织征收占其资 产份额极少的资本。并且，在资本衡量上，也应尽可能地将账面价值转为其市场价值，如公开交易的上市银行股票的市场价值。因为采用账面价值的衡量手段往往具 有严重的缺陷，就像上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长达十年的金融危机，而那时的账面价值明显就没有体现出来。
出售两大房贷巨头
政府应该加紧把房利美和房地美转手给无任何政府援助的私人企业。 尽管此次房市出现大混乱并非全由这两家房贷商造成，但它们在近几年里的表现也足以证实其在此次的房市危机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它们拥有或担保着12兆亿 美元房贷中近一半的资产，而其企业自身却只有相当薄弱的资本基础。诸如房贷利息免税等一系列政策极大得促进了房市的迅速发展，而其规模也远远超过了政府津 贴所能支撑的水平，与此同时，房市中也出现了本不该由政府赞助的企业。
不要再出现政府救市的情况
随着新的长期金融政策的出台 和实施，应该摈弃掉以往银行和企业过分依赖政府的模式，这样一种模式不仅不适应于完全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过去几年中发生的几次 政府救市的事件，其中一次就是克莱斯勒公司因业绩表现欠佳而申请破产。近些年来，一方面由于受到来自日本、韩国以及德国汽车行业强有力的冲击，另一面则是 由于其企业自身管理缺陷所导致，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们纷纷申请并获得政府的资金援助。因此，尽管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仍有一小部分情况可以归咎为“由于过多企 业陷入困境，因此才会出现整个市场失调的情形”，但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企业自身管理存在缺陷以及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机制。
那么，能否认为这次是最后一次“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了吗？这里引用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在上世纪末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时所著的一本书名。书中索罗斯认为在每一个进入衰退的领域以及发生金融危机的地方，都存在着扼杀资本主义的危 机，而在早前，也就是19世纪中叶，卡尔-马克思即预言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尽管目前形的严峻性正被大大地低估，不过还可以认为在一个资本家主导的经济 环境下，世界经济早晚会复苏。
这里，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参考。在上次亚洲金融风暴发生后的十年里，出现了各种关于全球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全球资本主 义不仅没有灭亡，而且正是因为全球范围内市场竞争力的带动使得世界GDP和贸易量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韩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亚洲金融风暴席卷 时，韩国国内经济蒙受巨大损失，而自那以后，经济却大跨步地向前飞跃。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只要跨过现在这道坎，世界经济早晚会得到复苏。
加里·贝克尔简介：
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与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都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 但科斯的科研成果主要是论文，而贝克尔则是多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他所有的论著中，《生育率的经济分析》是当代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创始之作；《人力资 本》是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经典，是席卷60年代经济学界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的起点；《家庭论》1981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时被该社称为是 贝克尔有关家庭问题的一本划时代的著作，是微观人口经济学的代表作。因而，这三部著作被西方经济学者称为“经典性”论著，具有深远的影响。此外，西方经济 学者把贝克尔的时间经济学和新的消费论称为“贝克尔革命”。First of all, the magnitude of this financial disturbance should be placed in perspective. Although it is the most severe financial crisis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it is a far smaller crisi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the effects on output and employment. The United States had about 25% unemployment during most of the decade from 1931 until 1941, and sharp falls in GDP. Other countries experienced economic difficulties of a similar magnitude. So far, American GDP has not yet fallen, and unemployment has reached only a little over 6%. Both figures are likely to get quite a bit worse, but they will nowhere approach those of the 1930s.
The Treasury's announced insurance of all money-market funds, and the full insurance of bank deposits, carry considerable moral hazard risks, but they have not aroused much controversy. The main thrust of the new banking law allows the Treasury secretary to purchase bank assets up to $700 bill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liquidity of the banking system. These assets are of uncertain worth since there is essentially no market for many of them, and hence they have no market price. The government hopes to create this market partly through using auctions, where banks would offer their assets at particular prices, and the government would decide whether to buy them. I would have preferred starting with a smaller dollar value of purchases, and up the amount if the situation deteriorates further.
Partly because many consumers are repelled by the intention to bail out companies and their executives who made decisions that got the companies into trouble, the new law includes income and severance pay limits for executives whose firms seek government help. Even though one cannot think much of executives who led their banks into such a mess, that is a bad precedent since it involves too much micromanagement of bank operations. Moreover, such salary controls can be evaded by very generous fringe benefits.
The moral-hazard consequences for banks receiving a bailout now is worrisome since they may expect to get rescued again by the government if their future investments turn sour. Yet while I find helping these banks highly distasteful, moral-hazard concerns should be temporarily relaxed when the whole short-term credit system is close to collapse. Still, the bank bill with its huge bailout does suggest that the $29 billion bailout of the bondholders of Bear Stearns in March was a mistake. It seemed to have a moral-hazard effect by encouraging Lehman Brothers and other investment banks to delay in raising more capital because they too might have expected the government to come to their rescue if times got much worse. Although the government was apparently concerned that foreign central banks were major holders of the bonds, it was unwise to give them and other bondholders such full protection.
One troubling provision is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take an equity stake in banks it helps. Some economists have proposed a similar role for government equity in these banks. I believe it is unwise to give governments equity in private companies, even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voting rights in company policies. Many examples in recent history, such as the current Alitalia fiasco, show that political interests outweigh economic ones when governments have some ownership of private companies. This is likely to happen in this bailout if some banks that are helped decide to sharply cut employment in the districts of some congressmen, or to transfer many jobs overseas.
Taxpayers may be stuck with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of losses from the various government insurance provisions and government purchases of assets. Although the media has made much of this possibility through headlines like "$700 Billion Bailout," such large losses are highly unlikely except in the low probability event that the economy falls into a sustained major depression. Indeed, with efficient auctions, the government may well make money on its actions, just as the Resolution Trust Corporation that took over many savings-and-loan banks during the 1980s crisis did not lose much, if any, money. By buying assets when they are depressed and waiting out the crisis, the government may have a profit on these assets when they are finally sold back to the private sector. Making money does not mean the government involvement is wise, but the likely losses to taxpayers are being greatly exaggerated.
The temporary banning of short sales is an example of a perennial approach to difficulties in financial markets and elsewhere; namely, "shoot the messenger." Short sales did not cause the crisis, but reflect beliefs about how long the slide will continue. Trying to prevent these beliefs from being expressed suppresses useful information, and also creates serious problems for many hedge funds that use short sales to hedge other risks. Their ban can also cause greater panic in other markets.
The main problem with the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based on widespread use of derivatives and securitization is that while financial specialists understand how individual assets function, even they have limi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aggregate risks created by the system. That is, insufficient appreciation of how the whole incredibly complex financial system operates when exposed to various types of stress. In light of such limitations, it is difficult to propose long-term reforms. Still, a few reforms seem reasonably likely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future financial crises.
- Increase capital requirements. The capital requirements of banks relative to assets should be increased after the crisis is over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highly leveraged ratios of assets to capital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years. Possibly a minimum ratio of capital to assets should be imposed by the Fed on investment banks and money funds.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measure of capital should not be its book value but its market value, such as the market value of publicly traded shares of banks. Book value measures, for example, apparently badly missed the plight of Japanese banks during their decade-long banking crisis of the 1990s.
- Sell Freddie and Fannie. The government shoul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sell Freddie Mac and Fannie Mae to fully private companies that receive no government insurance or other help. These two giants did not cause the housing mess, but in recent years they surely greatly contributed to it, partly through congressional pressure on them to increase their purchases of subprime loans. They have owned or guaranteed almost half of the $12 trillion in outstanding mortgages while having a small capital base. The housing market already has excessive amoun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such as from the tax exemption of interest on mortgages, and should not have 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s that insure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 No more bailouts. The "too big to fail" approach to banks and other companies should be abandoned as new long-term financial policies are developed. Such an approach is inconsistent with a free-market economy. It also has caused dubious company bailouts in the past, such as the large government loan years ago to Chrysler, a company that remained weak and should have been allowed to go into bankruptcy. All the American auto companies have asked for and received handouts too since they cannot compete against Japanese, Korean and German car makers, partly because these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been incredibly badly managed. A "too many institutions in trouble to fail principle," as in the present financial crisis, may still be necessary on rare occasions, but failure of badly run large financial and other companies is healthy and indeed necessary for the survival of a robust free-enterprise competitive system.
Is this a final "Crisis of Global Capitalism" -- to borrow the title of a book by George Soros written shortly after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f 1997-98? The crisis that kills capitalism has been said to happen during every major recess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ever since Karl Marx prophesized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Although I admit to having greatly underestimated the severity of the current crisis, I am confident that sizable world economic growth will resume before very long under a mainly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Consider, for example, that in the decade after various predictions of the collapse of global capitalism following the Asian crisis, both world GDP and world trade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growth thanks to the power of market competition on a global scale. The South Korean economy, for example, was pummeled during that crisis, but has had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since. World economic growth will recover once we are over the present sever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作为题外话，人们可能会问，这些公司为什么会如此愚蠢，肯定房价不会下跌呢？实际上，这是众多私人决策者受到了市场上众多国家政策制订者的误导，而对市 场作出错误判断的结果。他们中的许多企业都倾向于对有问题的贷款者提供贷款，而不是资产状况以及信誉良好的金融企业。但目前不是重新问责的时候。我们必须 正视当前所面对的困境。）
当前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怎样让金融企业重新获得资金？理想化一点，如果存在很多巴菲特，他们能站出来解决问题并且对金融机构进行资本的重新调配，这将是很不错的事情。然而，此举根本来不及阻止巨大的经济下滑。
一些经济学家曾经提出让这些金融机构通过私有渠道募集更多资本，但在此过程中政府能具体做些什么呢？目前来说，还不十分明确。作为一个合法的构想，这应该 能够实现。金融监管当局很有可能会使金融机构发生扭曲。将此方法称为“托尼·瑟普拉诺（Tony Soprano）法”：目前你已经有一个完美的银行，我不允许任何因素对其造成破坏。
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曾经提出政府自身向金融机构注入资本，这将会引起几大问题。首先，对象是哪些金融机构？政府当然不愿意将纳税人的钱投掷于那些无力偿还并 且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破产问题的“僵尸”企业。其次，政府的购买价格是多少？第三，这看起来多少有点象社会主义的行为。难道我们真的想政府开始扮演着老大的 角色持续操控着华尔街并且对资金来源进行分配吗？我很明确的表示：不愿意。
目前有一种想法有可能会解决这些问题：让政府充当未来巴菲特的一个沉默伙伴。
具体是这样运作的。当任何一个金融机构在一项交易中不吸引新的私有资本时，它将获得等量的公有资本。而纳税人作为私人投资者时，可以获得相同的条款。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政府在出售股票之前不具有投票权。
该项计划可以解决三大问题。私有部门而绝非政府能够剔除掉僵尸企业，制订价格，实现对公司的控制。
为什么那些资本化不足的企业能够获益更多呢？因为它们只需要从私有渠道募集一半的所需资金，这样一来，融资就变得更加得容易了。现实中并没有那么多的巴菲特，但政府可以通过充分调动其职能来扮演巴菲特的角色。
我相信，财政部已经对这7000亿美元救市资金的用途慎之又慎，考虑周全。我建议财政部可以对此资金设置一个上限，比如按照先来先得的原则调配3000亿 美元。设置上限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它能鼓励金融机构在‘关门’之前迅速采取行动。考虑到破产速度之快，金融机构早一点获得资金，避免破产的胜算就更大。（普 莱）
以下是英文原文：
How to Recapitalize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re is broad agreement among economists that what the financial system needs right now is not only an injection of liquidity but also a recapitalization. The essence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is that many firms bet that housing prices would not fall; the prices fell nonetheless; and now these firms have too little capital to perform the crucial function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s an aside, one might ask, why did these firms make such bad bets? Essentially, it was a result of poor judgment among various private decisionmakers, encouraged by equally poor judgment of various public policymakers, many of whom were more interested in promoting homeownership among questionable borrowers than in the preserving the safety and soundness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But this is not the time for recriminations. We have to face up to the problem sitting in our laps.)
The question for the moment is, How can we get capital back into the financial system? Ideally, it would be great if more Warren Buffetts would step up to the plate and recapitalize financial firms with private money. Unfortunately, that might not happen fast enough to prevent a major economic downturn.
Some economists have proposed forcing these firms to go raise more capital from private sources. But how exactly can the government do that? It is not entirely clear how, as a legal matter, that can be accomplished. Perhaps regulators can twist the arms of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all it the Tony Soprano approach. “Nice bank you have here. I wouldn’t want anything bad to happen to it.”
Other economists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inject capital itself. That raises several questions. First, which firms?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want to put taxpayer money into “zombie” firms that are in fact deeply insolvent but have not yet recognized it. Second, at what price should the government buy in? Third, isn’t this, kind of, like socialism? That is, do we really want the government to start playing a large, continuing role running Wall Street and allocating capital resources? I certainly don't.
Here is an idea that might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The government can stand ready to be a silent partner to future Warren Buffetts.
It could work as follows. Whenever 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 attracts new private capital in an arms-length transaction, it can access an equal amount of public capital. The taxpayer would get the same terms as the private investor.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government’s shares would be nonvoting until the government sold the shares at a later date.
This plan would solve the three problems. The private sector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would weed out the zombie firms. The private sector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would set the price. And the private sector rather than the government would exercise corporate control.
Why would an undercapitalized financial firm take advantage of this offer? Because it would need to raise only half as much capital from private sources, that financing should be easier to come by. With Warren Buffetts in scarce supply, the government can in effect replicate them, by pigging backing on what they do.
I believe that Treasury has the discretion to use some of the $700 billion recently approved by Congress to make these equity injections. I would recommend that the Treasury announce an upper limit, say, $300 billion, allocated on a first-come, first-served basis. The limit would encoura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act quickly to get in before the door closed. Given how fast matters are deteriorating, the sooner capital gets back into the financial system, the better.
潘大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那就是因为经济学的知识很有用，但是你在学校的时候，又没有教你相应的知识，所以补充学习一些经济学的知识是有必要的。
国外的个人投资者，往往并不需要专门补充经济学理论。一是因为他们童年是在商业化的大环境中成长的，而我们的投资者则是在计划经济环境中成长 的，对很多经济问题缺乏直观的体验。二是国外的教育体系中包括经济学的内容，亚当斯密或者凯恩斯的基本思想是有在少年教育阶段就有学习的，而我们的投资者 学的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这些都是差距，也是你需要学习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原因。
有的投资者认为他很忙，缺乏学习经济学书籍的时间，这并不正确。持类似观点的朋友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你与这个投资市场，是要打一辈子交道的。这 个时间甚至比你干你老本行工作的时间都要长，即使你退休后也往往都还不能避免与市场的接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抽一点时间阅读经济学的书，并不浪费你的时 间。
还有的投资者认为，经济学很难学，是所谓的专家教授才必须学的东西，这个观点就更荒谬了。前面说过，欧美的小朋友都要学的东西，怎么会很困难 呢？事实上，经济学要比理工科的知识好学的多，也容易的多。认为经济学很难，无非就是一个不学习的借口罢了，事实上经济学的基础知识都很好学。
另外有投资者认为，经济学专家教授炒股都是亏的，所以学这个东西没用，这就更可笑了。事实上经济学家只要炒股，基本上都是赚的。比如凯恩斯，就 是发明宏观调控的那位经济学家，他30年代炒股，可是赚大发了，钱多的到他孙子辈都用不完。还有投资ST盐湖赚了8倍的那位人民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他不是 不赚钱吗，不赚钱你们怎么要骂他呢？潘大认为，你有空骂他，还不如把他的本事学到手更实际一点！
总的来说，潘大认为，学点经济学的知识对投资者是很有好处的。有的投资者，在一点经济学常识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仅凭股评家的几句话，就把几十上 百万的钱往股市里投，亏了一大半还脸不红心不跳。这种人属于典型的勇有余而智不足的人，投资者都应该要努力避免成为这种反面教材。
《经济学原理》，难度指数：★
曼昆（Gregory Mankiw）的这本《经济学原理》，潘大以前就给投资者朋友介绍过。要说这本书有什么特点，潘大认为主要有两点。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简单易学，没有任何基 础的人都可以至少学懂95%，因为它没有任何高深的理论，而且基本上所有理论都配有案例，非常直观易懂。这本书的第二大特点就是知识覆盖面很广，传授的是 广义的经济学原理。比如像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等内容，在这本书中都被浓缩成为一到两章的内容。因此，通过这本书，初学者可以非常全面 的对经济学的内容有一个整体性的了解。
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是国内目前销量第一的经济学入门读物。曼昆在书中归纳出的著名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也是国内很多教材百抄不厌的对象。 译者梁小民，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经济学专家，翻译的质量很高。总的来说，这本书浅显易懂，非常适合没有任何基础的投资者阅读。
《经济学》，难度指数：★★★
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这本《经济学》，真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不说别的，单说出版次数吧，它自1848年初版以来，已经再版到了第18版了。该书作着萨 缪尔森，是197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家》认为：“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重要的影 响。”潘大认为《经济学家》这样的评论是毫不为过的，因为即使在中国，也有非常多人喜爱阅读这本书。这本书早年的中国读者，有的成为了大金融家，有的成为 政策制定者，还有的成为了最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总的来说，它是一本质量非常高的经济学教材。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书，难度要略高于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但仍然是一本针对初学者的经济学教材。这本书案例不多，但文字和论述非常严 谨，此外它也是国外累计销量最高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潘大认为，这本书是经济学业余爱好者必读的一本书，也是各级干部的办公室书架上必摆的一本书。想知道 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眼中的经济学是怎样的吗，想知道我国官员为什么最喜欢这本书吗？通过阅读，相信你不难找到答案。
《经济学》，难度指数：★★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著的《经济学》，是另一本全球闻名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斯蒂格利茨是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我们都知道，美国克林顿政府执政 期间，是美国经济罕见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时期，而斯蒂格利茨正是克林顿经济智囊团的重要人物。本书与萨缪尔森版《经济学》不同的是，本书重视不完全竞争和信 息经济学，且加入了一般教科书中没有的“博弈论”一章。
斯蒂格利茨非常重视中国，他特地在该书开头为中国读者写了一封信。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第三版）更系统、更科学地为读者提供了这些原理，使读者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现阶段的问题，还可以了解中国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
该书的很多章节都特别有趣。比如在讲到垄断市场的概念时，引用的是我们熟悉的微软反垄断案为案例。毫无疑问，这些有趣的、贴近生活的案例，对于读者更好的理解该书的内容，是很有帮助的。
潘大相信，这本书对21世纪的经济爱好者是特别有用的。该书不仅教会了读者怎样理解新经济现象，怎样解释数字时代的经济问题，还告诉了读者怎样 评价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怎样看待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轨。总的来说，这本书特别贴近时代，贴近中国，又是大师亲笔所著的教材，各位读者不容错过。
《牛奶可乐经济学》，难度指数：★
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牛奶可乐经济学》，是一本经济学畅销书，也是潘大专为女性读者推荐经济学参考书。这本书从牛奶与可乐包装的不同说起，通过讲故事的方式， 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这本在国外就非常畅销的书籍，在今年初被引进国内后，连续多周出现在图书销售排行榜中。该书面向女性市场，通 过女性朋友关注的模特、打折、超市、酒吧等方面的案例，讲述经济学故事，值得女性朋友一读。
当然，这本书与前面三本书不同，它不是一本教科书，而是一本畅销书。您在阅读了该书后，如果希望能得到大师们的指点，还是应该要参考上面三本经济学教科书。
《吴敬琏专集》，难度指数：★★★★★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读一读《吴敬琏专集》，将显得特别有意义。
吴敬琏是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如果投资者读了上面几本外国大师的书觉得不过瘾，那么吴敬琏的这本精选文集就将告诉你中国经济与西方国家经济的不同之处。
吴敬琏的这本书，收录了吴敬琏从1982年至2005年的全部重要文章，该书因此也客观的记录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变化。相信投资者在阅读这本书后，将能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特殊现象有更深刻的领悟。
吴敬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智库之一，目前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当中也有很多吴老的学生。因此潘大建议，投资者一定要读一读吴敬琏的这本书，它对提高投资者研判经济政策走向的能力，是很有好处的。
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孔夫子
潘大认为，正如孔夫子所言，对于成功的投资者，勤奋学习的结果，将为您的投资之路锦上添花。对于还没有入门的投资者，尽快熟读一两本入门的经济 学书籍，对于你少走弯路是很重要的。对于亏了钱的投资者，越早补习自己缺乏的东西，您将越早受益。对于亏了钱还拒绝学习的投资者，或许“民斯为下矣”就将 是您惨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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